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主题很重大，但时间却非常有限。这是那种你真希望能坐下来好好聊一聊，推心置腹地交流，因为会有无数个问题涌现出来。

显然，在我们这样的场合里，只能勾勒出大致的框架，但我希望今天的内容依然能够带来帮助。我希望能传达一种方式：作为基督徒，作为耶稣基督教会的一员，在我们思考如何帮助那些最困苦、最沉重、最痛苦的人时，我们可以达成一些有助于理清思路的共识，有一些异象来指引我们，也能激励我们实际地朝着帮助人的方向迈进。

那我就直接进入主题吧。或者，更准确地说，我想先为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深知每一个人的心，你鉴察我们，你爱我们，你对我们的生命说话，你触摸我们，你安排我们生命中的境遇。。你是神——不论一个人生活中是喜乐的情境，他们性格开朗，有一个充满爱的家庭，还是他所处的环境令人痛苦、心碎、困惑、极度煎熬——我们感谢你，因为你都了解，你将你的手伸进了人生经历的每一个层面。

我祈求你帮助我们这些称呼你名的人，使我们像主耶稣一样去服事人。耶稣不仅仅花三年时间和那些领袖型、有潜力的人相处，他不断地伸手去寻找地上卑微之人。

让我来谈谈“严重精神困扰”或“精神病症”：我们是否应该介入？我们是否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是否能够带来改变？对于这三个问题，我的回答都是肯定的，是的，我们应当介入，我们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带来一些改变。那就让我们深入探讨。

在我们这个时代，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生活在一个彻底将精神疾病生物学化和生理化的文化中。如果一个人的问题只是身体出了问题，那么我们这些以神的话语为事工、想要用爱与真理鼓励人、造就人的人，又怎么可能与此相关呢？如果问题归根结底只是生物学上的，那我们还怎么进入其中？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有些被诊断为精神疾病的确实存在明显的生物学因素。我的母亲两年前因血管性痴呆去世，享年94岁。那种病摧毁了她的思想，使她失去了语言与思维的连接，她无法清楚地说话，常常陷入极度不理性的恐惧中。她的情况就是一个生物性因素很强的例子。哪怕她的身体解剖可以证实这些，也没有必要，因为事实已经很清楚。

但这是否意味着我就无法服事她？直到她生命最后一天，她仍有回应，只是这种回应变得越来越有限、像孩子一样简单。但她仍然在回应我。她仍是我妈妈。我会为她祷告：“妈妈，我能读一段圣经给你听吗？”我读的经文也逐渐简化，就像我们给孩子讲故事一样，最后简化为：“耶稣与你同在。”我问她：“要唱一首诗歌吗？”她点头：“要。”再唱一首？她已经不能清楚地说话了，但她仍努力跟着哼唱。

我仍然能够持续服事她，即使她的认知功能严重丧失，但她的心里仍然有圣灵在动工，仍然有生命的回应。

再给一个例子：艾滋病晚期，也会导致不同类型的痴呆。我初中最好的朋友在80年代死于艾滋病。我在他生命末期陪伴他许多小时。他时而陷入妄想，时而又回到现实。我们谈论希望、罪、基督、内疚、赦免、爱，我们有过深刻的谈话。因为他是一个人，而关于人的事情，始终都有关联。

再举一个极端例子，这次是生物因素极强的疾病：有一位名叫朱莉的女士，我 20 多岁在精神病院工作时信了主，，朱莉是我工作中接触最多的人之一。她得的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病——亨廷顿舞蹈症。这种病一定会把人摧毁，变成疯狂。朱莉正处于疾病早期阶段。她母亲死于这种病，她也知道自己不到四十岁就会完全崩溃。

我们能对话吗？我们能。虽然她有时极度不理性，甚至会陷入妄想，但她是一个极聪明的人，她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清楚她的诊断，也清楚她未来的结局。她面对的不只是生物性问题，她还在处理绝望、希望、意义、愤怒……我们可以与她谈话，我们可以陪伴她。

这些例子都是生物因素极强的情况。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与他们交谈、陪伴、服事。

即使在这些严重生物性的案例中，我们仍然有话可说。更不用说，很多被贴上“精神疾病”标签的情况，其实并不具备极端的生物基础。也许只是一些孩子天生在气质上更容易愤怒、更焦虑、更倔强，于是发展出某些偏差行为。这种“气质”当然可以作为参考，但不会是我们在与人互动时最看重的因素。

但我们所处的文化却告诉我们：归根结底，一切都是生物性的，而答案全在医学中。

我想从一个不同寻常的方向来回应这个问题。我们做一个思想实验：假设这是事实，假设所有这些人类的混乱根本上都是生物性的——就算我们完全同意这个前提，那基督的事工、神的话语的事工、我们与“正常人”建立的属灵友谊和交谈，还有意义吗？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哪怕这些困扰的根源真的是生物性的，我们也没有理由被排除在外。毕竟，其他疾病我们也从未被排除过。比如：有人得了癌症，这是重大的身体疾病，医学或许能起到一些作用，但这个人同时也有属灵的挣扎。而我们总是可以做点什么；有人要经历重大手术；有人长期疼痛；有人年老，开始健忘；有人在车祸中严重受伤、身体毁容、刚刚恢复意识……这些人都有医学方面的问题，医学能否帮上忙尚不一定，但他们也都需要牧养与照顾。

我们从来没有因为一个人有“医学问题”而觉得“我们无能为力”。所以，即使承认精神困扰是生物性的，我们仍然可以对他们说话，服事他们。因为这些人是“人”，而我们对“人”的事工从未因任何疾病而停止。

如果你愿意图像化地想象这件事，可以这样画出两条箭头：一边是我们身体贡献的全部内容，一切生理性的东西，也就是教科书上讲的“先天”（nature）；另一边是一切环境性的东西，比如被虐待、被爱、天气、经历……这是“后天”（nurture）。

无论先天或后天的影响多么强烈，中间总有一个清晰的大写的“人”（person）。

我们是有身体的，我们活在环境中，我们同时也是“人”——我们有活跃的内心，我们活在神面前。我们还有属灵的争战：这个世界里存在一些我们看不见的势力，它们恨我们，它们操控文化中许多黑暗的力量。

看看约伯的故事吧：黑暗势力与身体疾病之间有种神秘的关联，这就是属灵战争的迷雾。我们看不见它，定义不了它，但我们的生活层层因果交织，更别说那些处于极大痛苦中的人了。

当然，这里面有牧养的问题。因此，无论（问题）是否存在强烈的生物学成分，，从“宣传的角度”来看，这一点在人们对该问题的某些思考中并未被纳入讨论：有些人的困境，其实主要不是生物性的，而是处境性的。

比如一个人从小在暴力、酗酒、虐待、羞辱的家庭中长大。你面对的不是生理问题，而是处境性的问题。

我们能介入吗？当然能。

社会层面上的介入当然是有必要的，比如：我们得帮这个人脱离危险；如果他们受教育极度缺乏，我们帮他们接受教育。这些都很好，也并不排除医学介入或环境层面的帮助。

但在这一切中，始终存在着“神话语的事工”——一种针对人、关切心灵、个性化的牧养服事。

当然，我们应该与他们互动，当然，我们被呼召要走近那些“地上最破碎的人”。

我想谈的第二部分是，当我们努力建立一个激励我们的理解框架时，我们要记得：基督信仰与心理学家、精神科医生所关注的事之间，其实是有共同接触点的。

确实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交集点。我们所关心的，和所有试图帮助受困扰、造成困扰、面对困扰的人群的方法，实际上都在试图回答三个共同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理解这件事？
我们要如何解释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些现象？——这是关于真理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如何关心？
我们如何参与其中？如何进入困扰之人的生命？——这是关于爱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我们能带来改变吗？
我们所做的有果效吗？能不能让某些事情变得更好一些？——这是关于能力、关于果效的问题。

我们对这三个问题的关切，和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一样强烈。只是我们对“真理、爱、能力”这三个底层核心，有着完全不同的诠释方式。但我们都在从事同一件事。

所以当我们被排除在外，或者我们自我排除时，我们应当重新思考这点——我们其实就在这场争战的核心中。我们是那些在“人类最严重、最具破坏性的问题”上，努力追寻“真理、爱与能力”的人。

我确实认为，作为一群基督徒，当我们进入这个话题时，我们常常会被吓退，尤其是面对那些特别困难的生命。

我认为我们会被吓退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这些问题真的很难，真的令人心碎。
而且，没有快速的解决方案。很多时候，我们这些非常认真看待圣经的人，会倾向于这样想：“圣经的应用应该是迅速的。”
——“给你一个答案，问题就解决了。”
——“相信这个真理，操练这个属灵习惯，接受这个督责，问题就没了。”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这从来都不是我们自己生活的样子。

我们的生活没有快速解决方案。我们要一路奔跑、一路挣扎。你刚刚解决了一个问题，很快又有下一个问题接踵而来。

人活着，就是为患难而生。生命就是一个接一个的挣扎。

所以我们自己常常因为这样一种错误的思维和事工习惯而被吓退——以为只要传讲正确的认知，问题就解决了。
——“只要传讲正确的真理，教人安排时间，上教会，问题就没了。”

可事实是：与那些特别艰难的人同行，是非常辛苦、令人沮丧的事。

第二个让我们却步的原因，是：文化的主张吓到了我们。

比如，哪怕是一个看似简单的说法：“这是生物性的，需要药物治疗”，也足以让我们退却，认为“那我们就没话可说了。”

但即使那是真的——即使药物真能起到一些作用——仍然始终有牧养的需要。因为问题的中心，总有一个“人”。

我妈妈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如果真的有某种药物能减缓血管性痴呆的恶化、或减轻她的痛苦，我会欣然接受。我当然不会相信某种夸大的承诺，说这药能彻底医治她——因为她确实在走向死亡。她会死，她比什么都更需要基督。

药物可以有一定益处，是“较小的好处”。但这个文化却把药物当作“最高的善”来宣传，而我们不相信那一套。

这世上有许多“较小的好处”：
比如多做运动；
少喝咖啡因；
改善睡眠；
放个假；
减少压力；
适度放松……

这些事情确实“有点益处”。

但唯有基督带来“永恒的益处”。

我们永远不要因为这些问题难，就害怕去介入；也不要因为对方“问题很多”或“问题太深”，就退后。这个世界确实充满了麻烦——但我们有一位救主，他就是为此而来。

人类充满困扰——无论他们的困扰多么严重、多么内在、多么重重叠叠地压在他们身上——我们活在一个满是患难的世界中，而我们的救主，正是为这样的世界而来。

你可以说，这就是他的“使命宣言”。

请想一想圣经中的这段话，它虽是以总括性的方式表达，但当你带着“严重问题”的背景去读，你会发现这些话极其贴切：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

而在新约中，耶稣引用这段话时略作调整，加上了“瞎眼的得看见”“叫受压制的得自由”。

我读这段话时——“瞎眼的”“受压制的”“ 谦卑的”“被掳的”“伤心的”——我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描述了我们每一个人。但它绝对不会排除那些有“极大、极深问题”的人。

耶稣关于他使命的这些话，是为“地上破碎的人”说的。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称呼这些人呢？

我们应当如何称呼这些“极其困扰的人”呢？

老实说，我甚至为这场讲座的标题而挣扎。我们该用什么词？“精神疾病”？“精神障碍”？“心理问题”？还是其他什么词？

我们是称他们为“病人”？“客户”？“心理病人”？说“你是一个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还是“你患有临床抑郁症”？这些称谓，好像都在把人固定在一种身份中，好像“他们是那种人”。

而我会说：不如我们就叫他们——约翰、莎拉、朱莉、盖伊、妈妈。

我们就用他们的名字来称呼他们，用“人”的方式去对待他们。

因为他们就是人。而正因他们是人，我们就有充足的理由去走近他们。

他们是百分之百的人。

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困扰的——只是有些人困扰更深罢了。

我们每个人都会成为别人的困扰，尤其是那些爱我们、想帮助我们的人——只是有些人更让人头疼罢了。

我们每个人都在生活中面对困扰——而有些人所面对的困扰，真的是令人心碎到让人无法开口。

我敢肯定，我的病人、朱莉，现在已经去世了。她不可能活到今天，那已经是四十年前的事了。她已经死了。她的确有极大的困扰。

但她是一个人。她是朱莉。

而福音与上帝的工作，就是为这样的人而设的。

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些人，不只是“问题”或“困扰”本身，他们也有力量，也有优点。

朱莉在关系上非常敏锐、细腻。

他们身上也有上帝的普通恩典。朱莉甚至可以说是医院里其他病人的“智慧顾问”，她并不是基督徒，但她展现出一定程度的智慧。

他们也有自我认知。他们可能非常富有同情心。

在精神病院中服事让我很震撼的一件事，就是常常会看到这些人展现出惊人的“普通恩典的怜悯之心”。

你会以为他们的病使他们完全自我中心、无法与人建立关系，但其实他们是“人”，所以他们仍然表现出好的一面：有些是出于普通恩典，有些是出于特殊恩典。

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苦难：家庭的、身体的等等。

他们也有蒙福的地方。有些人有好家庭，有爱他们的亲人；有些人经济条件不错；有些人很聪明，有些人有受教育的机会。他们的人生中也有祝福。

他们也和我们一样，都有一些不好的部分。

在精神病院这个小社会中，有人暴躁，有人会说谎，有人怀恨在心，有人操控别人、霸凌别人、懒惰、自以为义、抱怨、道德败坏、信仰混乱、充满谎言和虚妄幻想……

这些我们都见过。

爱德华·韦尔奇（Ed Welch）曾经用一句非常简练的话来总结人的处境：

人的生命中同时存在：善（God’s good）、苦（what we suffer）、恶（what we are）、恩（what we are given）。

再加上上帝自己——祂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在各种独特组合中介入、发声、呼召我们进入生命。

我要讲的第三点是：不要被那些所谓的“因果解释”吓住。

我们来换一个角度理解“精神医学”，我称之为“上游与下游”的区别。

在“下游”（也就是你从大众媒体或流行文化中听到的）我们会听到各种非常确定性的说法：

“我们已经完全弄清楚了这个问题的根源。”
“这就是生物性的。”
“过去人们以为是道德问题、是被鬼附、是童年创伤，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一切其实都是生物学的问题。”

但实际上，他们并不知道。我们只是刚好处在一个“生物决定论”的流行时期而已。

事实上，如果这些人拥有奥古斯丁的“罪观”，他们就不会轻率地嘲笑“罪”在精神困扰中的作用。

因为奥古斯丁所说的“罪”，不是皮毛层面的道德选择，而是你整个人的本质状态——你整套操作系统出了问题。

柏拉纠主义（即“人本善、靠行为自救”）才会说：“这是因为你选择做坏事。”

可现实中，一个“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从来不会早上醒来后说：

“今天我想偏执一下吧！”
“我本可以做个清醒人，但我偏要做个疯子。”

不是的，这不是选择。但它仍然与罪相关联。

我曾与一位名叫约翰的患者有非常深刻的突破。

他被贴上“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标签，但我们最终是在“骄傲”这件事上建立了连接。

你知道，偏执的世界中心始终是“自己”——整个世界都围绕着他转。他内心充满恐惧，因为他相信整个世界都要来害他。

这种偏执里其实包含着极度的骄傲和极度的恐惧。

于是，我们开始从他所认同的标签内容（比如DSM诊断手册中的词汇：“妄想自大”“被迫害幻想”）入手，然后逐渐引导到：骄傲、惧怕人。

我对他说：“约翰，我虽然没进过精神病院，但我确实认识骄傲、也认识惧怕人——这些东西，我也有。”

他那种偏执的世界是放大版的，他的确“疯了”，他以为自己是“施洗约翰”（因为他名叫John，而且是浸信会家庭长大的）。

他的世界极度荒唐。但我们仍然建立了联系。他后来信了主。

我不认为他完全摆脱了偏执的试探，但他的症状大大缓和。

他是一个“人”。

所以，请不要被那些“单一因果模型”的说法吓到。真实的人生是复杂的。

在精神医学的下游，你会得到这些过于简单化、片面化的答案。在精神医学的上游，你会发现很多专业人员其实非常谦卑。他们的看法五花八门，其中很多人会承认：“我们其实并不真正理解。”

耶鲁大学的精神科医生查尔斯·巴伯（Charles Barber）就曾非常有力地论证过这个观点。他认为：

用“神经生理学”或“基因学”来解释严重困扰人的行为和选择，这种梦想终将失败。

他说，关于人的行为、情感、选择，我们永远不会完全搞明白。

他用了非常生动的语言来描述这种复杂性：

“这是一场无限复杂的对话，在‘基因’与‘环境’之间来回跳跃。”
“这是一支‘辩证的舞蹈’，经验与生物共同参与的舞蹈。”
“这种舞蹈深不可测。”
“它的不可理解性，是‘平方的’，二次方的程度。”

而当我读到这些时，我心里想：查尔斯·巴伯真是个聪明人，我很欣赏他这种谦卑。他愿意承认：我们真的搞不懂。

但作为基督徒，我会在他的基础上再加上几件他遗漏的东西：

1. 人的心是诡诈的，坏到极处，谁能识透？（耶利米书17:9）
   ——这就使得那场“辩证舞蹈”变成了“复杂的三次方”。三件事你永远无法搞懂，他们还相互作用。
2. 还有撒但——一个说谎者、杀人者、试探者、破坏者。
   ——无法量化，圣经也没有试图量化。你不能说：某人的问题是“灵魂10%、成长背景11%、身体48%、撒但13%”……我们根本无法这样分割。
3. 所以，这是一种无限复杂的辩证舞蹈，“复杂的四次方”。你再升级到五次方，因为最终，一切都在神的世界之中。
   神的旨意是我们无法测透的。

圣经说：“泥土怎能明白陶匠的意思？”我们不可能彻底明白神的心思、计划、设计。

我们知道：撒但是神所造的，他只是一个受造物，不是另一个神。他以为自己是神，但他不是。

文化变量和生活经历都在神的心意、计划之中。神造了我们的身体，也审判它；他造了我们的心，也掌管我们的环境。他是整场舞蹈背后的主宰。

所以，整场“无限复杂的、辩证的舞蹈”，其实是一个五次方的谜题！

这件事为什么重要？因为它告诉我们：

我们并不需要，也不应该声称自己能提供“完全解释”或“彻底解决”。

而反过来，那些“下游的文化宣传”才是虚假的——那些诊断背后的商业话语，许多其实连上游的精神病学界都感到羞愧。

所以我们到底承诺什么？

我们不承诺说：“我们能解释一切。”——因为我们不知道，圣经也没说我们必须知道。

我们不承诺说：“我们能解决一个人所有的问题。”——因为耶稣自己都没那样做！

那些与耶稣同行的人，活着时仍有很多磨难。他医治的人，最终都还是会死。他没有解决所有人的问题。

但他带来了新创造的基础——在那个新天新地里，所有的眼泪都会被擦干，所有的死亡、黑暗、疾病和混乱都将消除。

但现在，我们仍活在“未得之地”的阶段（already but not yet）。

我们到底承诺什么呢？

我们承诺：无论对方是谁，我们都有可以给予的东西。

让我换个说法，也许可以用一点“市场营销”的语言：

这个文化，在面对精神疾病时，总是过度承诺——
他们承诺能给出全面的解释、给出强效的疗法；
但结果呢？永远无法兑现承诺。

而我们呢，应该采取完全相反的做法：

我们选择少承诺，
——我们不说“我能完全搞懂你的问题”，
——我们也不说“我能彻底改变你的人生”。

但我们要超出所承诺的去给予。

在我们给予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
我们有非常多能给予最困扰、最痛苦之人的东西。

比如说：每一个被诊断为“精神疾病”的人，其实都是处在一种极度孤独的生活方式中。

几乎每一个被贴上“诊断标签”的人，都是被这种标签指向了某些让他们与他人隔绝、疏离、孤立的特质。

他们的生活像是一种不断向内收缩的漩涡，陷入严重的自我中心。

当然，因为他们是人，所以也会有一些相反的美好特质存在。但“精神疾病”这个标签所定义的，几乎都是一种孤立、封闭的状态。

而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可以从神的层面和人的层面给予承诺：

“你并不孤单。”
“你可以被接纳。”
“你可以成为‘我们’的一部分。”
“那位永活的神，是为你而来的。”

而且，每一种“精神疾病”都住在一个没有怜悯的宇宙中——一个以“我”为中心、没有恩典、没有宽恕的世界。

而我们可以承诺：有怜悯。
我们可以应许：有真实的赦免。

每一种“精神疾病”里也都带着一种根深蒂固的绝望。那不是快乐的人生。
你永远不会因为“充满爱、喜乐、和平、耐心、智慧、关心他人”而被贴上“精神病”的标签。
恰恰相反——你会因为人生失控、崩溃、瘫痪而被诊断。

我们可以在绝望之地应许希望。

每一种精神病，都让人感到脆弱与受威胁。

我曾在精神病院的住院部工作四年。我认识了很多这样的人。你看着他们的样子，心都会碎。他们感到孤独、被威胁、恐惧。

他们在想：“我的人生会好吗？”

我记得和一位叫斯图尔特（Stewart）的病人交谈。他整天在医院走廊里踱步，嘴里胡言乱语，一片混乱。

但有时候，我能在他身上找到连结的机会。

他只是一个孤独、害怕的年轻人，是个有血有肉的人。他的反应非常真实。

他来自一个“高成就”的家庭。他是“失败者”，是那个“坏孩子”。

他爸爸几乎不来看他，而且对他充满失望与嫌弃。他的哥哥是医生，姐姐是律师，而斯图尔特——他被整个家庭遗弃了。

他混乱不堪，但他是人。他脆弱，受到威胁，充满恐惧。

我们可以为他提供“避难所”。

每一种精神疾病都带着“无爱”的状态。

你看看所有DSM精神疾病诊断标准，没有一个在描述“爱、喜乐、和平、耐心”这些果子。

它们描述的都是“失灵”、“崩溃”、“失序”。

而我们可以给予什么？我们可以给予：

神的能力，
一个新的身份，
一种学习去爱的可能。

还记得我提过那个“施洗约翰”的人吗？——他说他是“施洗约翰”。

后来他成为他教会主日早晨“场地布置”的积极成员。他们的教会在学校礼堂聚会，他会负责摆放椅子、布置设备。

夏天的时候，教会里的男人们会一起修草坪、整理植被、吃午饭，而他也在其中。

他被接纳了。

他有恩赐，哪怕他还有偏执、还有挣扎，但他可以使用恩赐，参与在神的家中。

这并不意味着他所有的问题都消失了。

但我们也从未承诺“所有问题都会消失”。

我们所应许的是：我们有东西可以给予。

不是立刻的修复，不是一劳永逸的解决，
但是真实地朝着生命、健康、智慧、良善的方向迈进。

最后让我总结一下。
我真希望我们还有一小时可以讨论这个问题，但既然时间有限，那我们来谈谈：

教会到底可以怎么帮助那些有严重精神困扰的人？

这是今天这场讲座的任务核心。

我们作为教会，如何参与其中？如何伸出援手？

第一，我们可以从一个关键前提开始：
如果我们对问题有正确的理解，我们就有充分理由参与服事。

我们不应该被吓退，
不应该以为“这不属于我们该做的事”，
也不应该被那些“下游的过度承诺、最终无果”的理论吓住，
或者因其排斥我们而自己退场。

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不是“这是不是辅导？”
因为一说“辅导”，你脑子里就会冒出一整套框架与假设。

不如我们换一种问法，作为教会来思考：

“我们如何能智慧地去爱这些挣扎中的人？”

这个问题就实在多了，也更容易抓住重点。

它不会让我们落入“把人交给教会里‘负责关怀’的那个人就好了”的误区。
因为你会发现，他们的核心问题其实是：孤独。

那我们能不能把他们纳入教会的家庭生活中？
我们能不能帮助那些“被隔离”的人重新“接入群体”？

所以——我们如何智慧地去爱那些复杂、困扰、混乱又令人困惑的人？

我们可以把他们拉进来。

第二点，我想强调的是一个非常“朴素、但深远”的方式：

稳定的人性化的善意。

就是最基础的接纳。

看他们是“人”，不是“问题”；
不被他们的“古怪”吓跑；
用最普通的温暖对待他们。

如果某人生活混乱、孤独、焦虑、绝望……
那他们就需要人，而教会，总能做一些善意的事，这些事非常有意义。

你可以请他们来家里吃饭；
你可以教导你的孩子说：“是啊，莎莉有点奇怪……但我们爱她。”
“她来我们家吃饭时，也来帮忙拌沙拉吧。”
“让她来帮忙摆餐具。”

你就是在让她发挥作用，在她的“怪异”中给她“有用的位置”。
她就可以开始运用神给她的恩赐，成为“身体”的一份子。
你让她开始参与“人类被造之初的目的”——参与群体，成为祝福。

你让“善意”真正地付诸实践。

我认为教会必须面对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我自己也在问）：

我们真的爱有困难的人吗？
还是我们其实更愿意跟那些“头脑清楚、有领导潜质”的人在一起？

我们真的爱那些“迷失的人”吗？
我们真的爱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吗？

作为教会，我们要问：

我们是否爱卡住的人？
是否爱受惊吓的人？
是否爱绝望的人？
是否爱混乱不堪的人？

我最喜欢的一段经文，就是《希伯来书》第五章，它彻底颠覆了我们对“事奉”的想象：

那位“忠信的大祭司”——也就是基督的预表——
他“温柔地对待那些无知和迷失的人”，因为他自己也“被软弱所环绕”。

“无知”是指他们不明白，
“迷失”是指他们走偏了路。

它谈到了与明显的软弱和明显的罪性认同，这是因为你自己知道你的无知和迷误，你自己知道你的软弱，你自己知道你的罪性，因此有这种怜悯，接受怜悯。而那位大祭司之所以能温柔以待，是因为他自己也明白软弱、明白罪。

他不只是为别人赎罪，他也要为自己献上赎罪祭。
这创造了一种“根源性的怜悯”——一种“从蒙怜悯中产生的怜悯”。

于是基督的身体（教会）开始行动起来。

就像诗篇68篇所说的：

“神使孤独者有家可归。”
他是孤儿的父，是寡妇的伸冤者。

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中也提到：

“身体上不体面的肢体，我们就加倍给他尊荣。”

对那些“不守规矩”的人，我们要劝诫——他们需要悔改，需要成长。
对那些“灰心软弱”的人，我们要鼓励——他们需要一点点希望。
对那些“软弱无力”的人，我们要扶持——他们的改变可能很微小，但他们依然属于身体。

或许他们生命中最明显的成长，不是在“个人属灵生活”里看得见，
而是在整个“基督身体”的合一中，看见教会为他们“卷起袖子，去爱那些需要被爱的人”。

我们常常以为：

“每一个信徒都必须有清晰的思维能力，才能做主的门徒。”

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妈妈在认知退化后就应该被教会“纪律处分”了吧？
她失去了认知能力，但她仍然是“身体”的一部分，仍然可以被爱，仍然可以被服事。

她并没有“成长”，也不再有“安静灵修”的能力，甚至不再“发挥恩赐”——我们只是在扶持那软弱的肢体。

这正是我们的呼召：
让那些被隔绝、软弱、破碎的人被带入神的家中。

所以说，这不是“辅导”。
这就是“善意”。

而且，还有一件事：我们总是可以说出“真实”的话。

在世俗世界中，我们把这叫作“现实检验”（reality testing）。你在说一些真实的话，它们不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所说的“大写的T”的真理，但我们的“大写的T”真理包括“小写的t”的真理。

你可以对那些说胡话、活在幻想中的人说：“你刚才说的不太有道理，你能告诉我你真的怎么了？”
你带着爱心地这样问，这不是“神奇的答案”，不是能立刻治愈痴呆症的方法，
但常常，他们会停下来想一想。

有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他只是暗恋一个人，然后被拒绝了，于是建构起一整套偏执幻想……

你总是可以“现实检验”，你总可以说出真话。

而且——你总可以谈到基督，哪怕是用最简单的话。

你总可以为他们祷告。

当你为一个人祷告，当你活出信心、述说信心的时候，你就在“身体力行地对抗疯狂”。

因为疯狂的本质是不断地往内缩、往内卷，
而信心是向外的，爱是向外的。

那些被诊断的状况里没有信心、没有爱，
但你——作为一个有信心、满有爱的人——你就是在现场带来光亮与出路。

我提过那个叫约翰的病人。他真正信主的时刻，是我们在谈以赛亚书53章第6节：

“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我们从“妄想”谈到“骄傲”，
从“自大”谈到“惧怕人”，
最后谈到基督替我们担当一切。

我记得我只讲了五分钟，通常我不会这样“讲道”，但那一刻很自然，他也预备好了。

讲完之后他对我说：“你能不能再讲讲？我从来没听过这个。”

我相信，他就在那一刻重生得救了。

虽然后面的路还很长，但他的世界已经被改变了。

你总可以祷告；你总可以指向基督的怜悯；你总可以说出真理；你总可以施以善意；你总可以倾听。

这些看起来很简单的事，却意义重大。

主啊，这些事太不容易了。
我为我的弟兄姊妹，也为我自己祷告：
愿我们不被那些“大问题的人”吓退，
不被文化的声音吓退，
也不靠着虚假的“万能答案”去夸夸其谈。

愿我们不害怕面对这些困难的人。
哪怕他们的问题真的是生理性的，我们也知道——
在那生病的身体中，仍然有一个人。
圣灵永远不会因为“精神疾病”而被阻挡。
你能触摸人的生命，你能重新塑造他们，
你能带来怜悯——而我们愿成为你怜悯的使者。

我们奉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谢谢大家！